红军长征途中，中共中央召开了一系列重要会议，以1935年6月12日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胜利会师为界，可以大致划分为两个阶段：在此之前的通道、黎平、猴场、遵义、扎西、苟坝、会理会议，主要解决的是结束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统治以及关系红军生死存亡的军事路线问题：在此之后的两河口、芦花、沙窝、毛儿盖、巴西、俄界、榜罗镇会议，重点在于与张国焘分裂主义斗争，维护红军的统一和团结。这些会议的召开过程，是生动体现严肃党内政治生活这一课题的实践典范。正是长征途中重要会议上的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对红军长征胜利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和作用。
结束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统治中国共产党在建党之初，十分注重贯彻马列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原则，用《党章》规定了党员对党的重大决策有自由讨论的民主权利。大革命后期，陈独秀等人的“家长制”“一言堂”，破坏了党内正常民主生活。1929年12月，毛泽东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中，谈到纠正主观主义问题时提出“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的命题，为党内政治生活健康开展指明了方向。
然而，1931年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统治中央，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针处理党内分歧，党内政治生活严重偏离健康运行轨道，导致苏区根据地和红军力量几乎丧失殆尽。但是，即使在这样严苛的党内政治生活环境下，《党章》中关于党员拥有民主权利的规定，仍然得到了制度性的保护和尊重。这样，我们才能理解：1932年宁都会议，毛泽东的正确路线虽然受到排斥，其本人也离开了红军领导岗位，但是他对党内的重大决策仍然拥有发言权。在长征途中，毛泽东可以与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张闻天，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坦率地交流探讨第五次反“围剿”军事路线的种种错误，并争取到他们的支持，才有后来具有重大历史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的召开。
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不仅是我们党政治上、军事上达到成熟的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也是正确开展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以民主集中制解决组织问题和党内分歧的伟大转折。会议的参加者都足长征途中党和红军的主要领导者，他们在遵义会议上都充分表达了自己对军事问题的看法和主张，使不同意见有充分的交流、碰撞的机会，持不同意见的双方都展现了良好的民主精神和素养。作为当时中共中央的最高领导人和会议主持者的博古，“是会上主要批判对象之一，但是态度还是比较端正的。他主持会议，却不利用职权压制不同意见，表现了一定的民主作风和磊落态度”。博古在主持会议时的端正态度，一方面固然与其个人素养有关，更主要的还是党内政治生活中形成的民主机制发挥作用的结果。而支持毛泽东正确军事路线的同志，也没有剥夺“左”倾军事路线支持者说理与辩解的权利。“当时会议的气氛虽然很严肃，斗争很激烈，但是发言还是说理的。”遵义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中明确提出，“政治局扩大会认为反对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的斗争是反对党内具体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杂志铺紫光阁在线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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