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岁那年，我背井离乡，来到北京，面对车水马龙的闹市，身边只有一个行李箱。
这个行李箱里面装着我的所有，我用一只手就能拎起。
新生活触手可及，但我心中并无太多兴奋，更多的是畏惧和恐慌，心中隐隐有一丝不甚明朗的希冀。
到北京后不久，我收养了一只流浪猫。它身上全是癣，窝在河边，被一群小男孩欺负。
我把它带回家，治好了它的病，从此我有了个伴。每天下班后，它就蹲在桌子上，看我吃简易的晚餐，喉咙里呼噜着。
它是我唯一的朋友，也是唯一觉得我是谁、来自哪里、为什么来这里通通无所谓的朋友。
那段日子我格外想家，我的外公外婆的家。
我特别喜欢晚上去护城河边坐坐，那里的风有一股槐花的青涩香气，像我小时候吹过的那阵。
外公用木板车拉着我赶路，路两边是玉米地，脚边躺着我黑白花的小猫，车后面颠颠跑着身材健壮的大黑狗。我们要去地里摘最新鲜的菜，拿回去让外婆做午饭。小巧的收音机里播放着一首旋律抒情的英文歌曲。因为怕我热，外公把他的手编草帽戴在我的头上。
忽然，风一吹，轻盈的草帽飞到了天上。
我丢失了这顶草帽，此后的很长一段日子，都没能捡回来。
相较于苦和累，不被理解与孤独是更令人难以忍受的。因为一段时间郁郁不得志，我很少给家里打电话，格外想家的时候，就发条短信，往往写下一行字，又删除。
不管怎样，我一个人的冒险开始了。
我是个经常与母亲吵架的人，从小到大，我和母亲的意见基本从来没有统一过。她是出生在20世纪60年代的人，那个特殊的年代造就了他们那代人小心翼翼的生活方式，对我们这一代人，她是怎么都看不上的。
在她看来，我不读书去工作的行径简直是大逆不道，不可理喻。她哭过，也暴怒过，刚开始我与她争执，但后来我看着她花白的头发，固执得犹如岩石一样的表情，心里很难过，便把很多话咽了回去。
因为我发现，我在这件事上做错了。从小时候选择学艺术的时候起我就错了，其中花销不是我的家庭能负担得起的，也不是轻如蝉翼的“梦想”二字能背负得动的。
我知道，他们砸锅卖铁也会供我读完，但我不能保证，自己能心安理得地享受着他们的付出，然后拿一张什么也无法保证的学位证书给他们，或者说“骗”他们。
“与其当一个末流的画手，不如不做画家。”与母亲争吵的时候，我说。
她不能理解，在她所处的年代，想读大学很难，在她看来，我就像是一个拥有珍宝却置若罔闻的盲人。
然后，我和母亲开始了长达五年的冷战 。很多次她试探着给我打电话，我知道那是试探性质的，因为语气很不好，于是我也堵她回去，战争周而复始。
然而在我的内心深处，我是佩服她的，因为她是生活的强者，很多事情都做得很好。
劳苦、委屈、不满、汗水等一切她都能生咽下去，笑脸迎人，同时，她也是压抑的，长年照顾我生病的父亲，这令她身心疲惫不堪，且在对待很多感性的问题时坚硬得犹如磐石。
生活把她变成这个样子，我心疼她，可是她却不知道。因为对心疼的定义不一样，她觉得我怎么着也应该读完大学，我不读完，就是不心疼她。
那5年我频频做梦，梦到老家以及小时候的一段记忆。
在我几岁的时候，母亲为了讨生活，跟着朋友去遥远的南方打工，于是我被送到外婆家。
外婆家很好，舅舅和外公对我也很好，可我还是思念母亲，闹着要回家找妈妈。外婆被我闹得没辙了，用木板车拉着我回家，可是一回家，看到母亲不在家，我又哭闹着要回去。
至今仍记得那个场面，外婆拉着车，我们走了近十里路，就着暮色来到家门前，外婆给我整理好头发和衣服，那时候我有撕咬嘴上干皮的毛病，她嘱咐我说：“见了人不要撕嘴皮，都撕流血了。”说毕，她给我郑重其事地抹抹嘴。
然而敲开门，母亲不在家，父亲在看电视，屋内漆黑，灶台冰冷。
“妈妈没回来呢。”外婆说。
幼年的我不明白没回来是什么意思，总觉得今天不回来，那明天一定会回来，于是第二天又吵着要回家找妈妈。周而复始，外婆很有耐心，我也一次次发现，母亲真的不在家。
睡觉前，我问外婆：“妈妈什么时候回来？”
外婆睡眼蒙眬地说：“她明天就能回来了。”
然而明日复明日，明日待几何，妈妈始终没回来。
慢慢地我已经习惯了她不在身边的日子，直到有一天，有人告诉在田地里捉蚂蚱的我说，母亲回来了。
然后我从草丛里站起来，真的就在前方看到了母亲，我们中间隔了好大一片麦田。
我哭着跑过去，跑掉了一只鞋，没心思去捡，赤着脚就跑过去，摔了好几次，浑身脏兮兮的，捉住她，像只邋遢猴子般挂在她的身上不放，好像她是一只风筝，松了手就会不见了。
后来，母亲说她不过去了几个月而已，可是在我的记忆中却很长。
小时候很短的距离都觉得长，时间过得也很慢，她有丰富多彩的生活，而我只能在家等，所以时间格外漫长。
我长大后，重演了这一幕。不过这次出走的是我。
有一次我们视频，我发现她的头发颜色呈现一种奇异的胡萝卜颜色，就问怎么了。她说是因为头发几乎全白了，以前染栗棕色的头发，因为还有黑色，所以看上去很和谐，现在洗几次颜色就会变浅。
“很明显吗？”她很紧张的样子，借用摄像头当镜子，贴得十分近，左右照着，“很明显？那我下次换个颜色。”
从那一刻起，我觉得心中某个地方正在缓缓塌陷。
我采访过一个老编辑，她与母亲间表达感情的方式十分夸张，两个人每次问好都要给对方一个拥抱，然后老编辑开始大声赞美她的母亲：“你是世界上最美的妈妈！”
编辑见我面带不解，特意解释了一下，她母亲有老年痴呆症，什么都记不住，连自己的女儿也不认得，但是记得住“你是世界上最美的妈妈”这句话，因为在她很小的时候，母亲常常这么问她：“妈妈美不美？”
这时，还是小女孩的编辑就会格外夸张地说：“你是世界上最美的妈妈！”
“然后我每次这么一说，她就知道我是她闺女了。”老编辑说。
时间回溯，在我们还是一个人体细胞的时候，蜷缩在母亲的子宫里，母亲用血液把我们养大，待我们出生后，成为一个新的个体，却逐渐遗忘了母体。 这残忍的自然规律。
采访结束后，我坐着几乎空无一人的地铁回家，移动电视上正在播放一首英文歌曲，旋律响起，如同闪电一样击中了我，这是我小时候曾在外公的收音机里听过的那首——电影《人证》的主题曲《草帽歌》。一曲结束，我已经忘却自己身在何处
一对母女准备下车，女孩遗忘了她的小草帽，我正要提醒她，她们却下车了。
我走过去，捡起那顶草帽，草帽小小的，上面缀着一朵不会凋谢的绢花，那是一朵紫色的鸢尾花。
“妈妈 只有那草帽 ，是我珍爱的无价之宝，但我们已经失去 ，没有人再能找到 ，就像是你给我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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