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坐在旧桌前，面对着墙壁。左手边是窗子，很久没擦过，几片玻璃还裂着。抬头往上看，泛黄的墙角里挂了张烂蛛网。之所以坐在这里，是因为前天首长被上级纪委的人带走了。作为他的秘书，我被要求协助调查。
这是一座三层红砖楼，在大院的角落里。来这个院子工作快十年了，我竟然没注意到它，更没料到有朝一日，我会坐在这座老旧矮楼的某间屋子里。冬日午后的阳光很淡很白，军人们陆陆续续通过驻有哨兵的门岗，走进苏式风格的主办公楼。远远看去，只是一串串小指尖大的黑点。我明白，我和他们再也不一样了。
两个穿迷彩服的年轻战士站在旧木门外，每隔一会儿，会向里面看看。我就这么一直坐着，坐了两天，一个字也没写下来。不是不想写，而是不知该从何处下笔。从第一次见首长到现在二十多年，满脑子素材，但我也知道，并不是所有东西都需要写下来。
不知不觉，天渐黄昏，人们又陆陆续续从大楼出来，加班的到食堂吃饭，不加班的回家，一辆辆班车的发动机轰鸣着，有序地驶出大院。不久，夜色来临，一切恢复昏暗寂静。这一刻，我在红头信签纸上写下第一句话：“本人四十一岁，某某军区政治部干部部副部长，汉族，大学学历，某某年入伍，某某年入党，籍贯某某省某某县。”写下这句话，我的心倒踏实了。我接受了这样的事实，虽然名义上是协助调查，但也是在接受组织审查。依我过去的所作所为，不久，就会成为囚犯。时间从这一刻分成两段，我仿佛站在这边，隔着一道厚厚的玻璃墙，审视过去的时光。
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我二十出头，农家子弟出身，老家在北方山区，没任何背景。这一年，我军校毕业，大学生，专业是哲学。那时，我身材很瘦，细长脸，显得眼镜有些大，一副不谙世事的样子。我背着被褥打成的背包，先到集团军军部报到，再转师部、团部，最后在一个驻在山脚下的步兵连落了脚。那座山叫凤凰山，在长江北岸，很热很潮，气候和我的故乡差别很大。不过，像我这样的小军官，学校派到哪儿就去哪儿，在哪儿都过一辈子，反正比老家的山里强。
我又写道：“我和某某某第一次见面，是在报到那年的集团军新下连干部集训大队里。”首长在接受组织审查，说得再明确点，就是被“双规”了。在这样的审查材料里，自然是不能再称首长，或职务，只能称某某某。这种叫法对我来说，实在是很陌生。
二十多年前，他什么样子呢？个子不高，挺瘦，也戴了副眼镜。和当时的大多数部队基层干部相比，显得有点文质彬彬。那年，他四十六岁，当了八年宣传处长，是集团军最老的团职干部，前途无望，马上面临转业。
我记得他给集训的新干部上了次思想政治教育课，到大家屋里聊过几回，还和我们自编自导了一台文艺晚会。他没有那种干到了头的干部的垂头丧气、无所顾忌，也没有刚提拔起来的干部的意气风发、咄咄逼人，而是怎么说呢？用随和这个词似乎倒挺合适。再接触一段时间，又会让人无缘无故地觉得这个人特别厚道、特别可靠。
老实说，第一次接触，他没给我留下什么太深的印象。一个没前途的干部又能留下什么痕迹呢？我当时只是觉得这是个好人。记得在集训后期，集团军电影院放了一部当时很热的电影，他，一个老处长居然攥着一卷电影票，来到我们这些新干部宿舍，挨门挨屋地发给大家。
多年以后，我又回忆起这样一个细节。在那次思想政治教育课上，某某某突然问道，像《读者文摘》《辽宁青年》这样的杂志一点也不黄啊！它们就卖得很好，在全国有那么大的发行量，这是为什么呢？要我说，走市场并不意味着就要搞低级趣味，市场经济也不必然就是物欲横流。现在咂摸这些话，当然是别有一番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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