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摇摇晃晃的人间》全国首场点映前一天，余秀华来到北京。从下午到深夜，三拨人转战了三个地方，喝了许多不同的酒。第二天早上，余秀华的房间里依然放着半瓶打开的威士忌，带着一些酒意，她在采访中不断开着旁边工作人员的玩笑，还会突然唱一句“来呀来喝酒啊，不醉不罢休”。
还没成名前，余秀华也喝酒。横店村出售的散装白酒，只要想喝，她会直截了当地管父亲要钱。喝酒会让她觉得好受一点。只是，在纪录片的导演范俭看来，成名之后，与那些文人和记者在一起，她会酒兴大增。
宁愿写不出诗，也要离婚
过去20年里，让这个写诗的湖北省钟祥市横店村村妇最难以忍受的，就是那段与上门女婿尹世平的婚姻。余秀华不止一次在诗中表露出对婚姻的绝望和对心目中爱情同样无望的追求。2015年初，当她的诗在网络走红，这种在外人眼里不易被理解的对婚姻的不满，在公众面前被不断放大。起初，她讲述着对爱情的渴望：“我不敢相信爱情”；“切肤之爱和灵魂之爱，我都不曾经历”。后来她落实到行动，在争吵和抗议中，一步步终于摆脱在她看来如同枷锁一样的婚姻。
范俭把镜头对准这一切。2015年1月，范俭接受优酷邀请，最初是拍一部《一个女诗人的意外走红》的短片，可当他进入余秀华的村庄和她的生活，叙述的线索逐渐丰满起来，一个诗歌的故事，开始变成一个女人试图掌控自己命运的故事，不同在于，这是一个内心极其丰富而敏感的写诗的脑瘫农妇。
“结婚的第二年还是第三年，我就想离婚。不适合婚姻也不适合那个人。我真的觉得结婚没有一点好处。整天和一个傻子面对面生活在一起，那不是很傻的一件事吗？”余秀华说完后，又反问了我一句：“你结婚了吗？”
根底在于精神无法交流，像纪录片中余秀华所说：“我老公看见我写诗他觉得烦，我看见他坐在那里我也觉得烦，互相看着都很不顺眼。”这桩婚姻的起点就是一种交换，一方面男方年龄比她大十几岁，一方面则是他倒插门娶个残疾人，父母都觉得是人家亏了。那种最初的不平等，正如余秀华在诗中所写：“在这人世间你有什么，你说话不清楚，走路不稳/你这个狗屁不是的女人凭什么/凭什么不在我面前低声下气。”
只有余秀华觉得自己亏了。像虫蚁咬噬一样的生活细节太多。建筑工人尹世平常年在北京打工，只有农忙和过年的时候才会回家。片子中，余秀华便在饭桌上对母亲说：这个家什么时候完整过？在《我养的狗，叫小巫》一诗中，余秀华写到家暴：“他揪着我的头发，把我往墙上磕的时候/小巫不停地摇着尾巴/对于一个不怕疼的人，他无能为力。”
然而在拍摄的过程中，范俭选择了节制。私下的沟通中，余秀华的前夫尹世平也有表达自我的诉求，镜头中的他，是一个普通而务实的农民，面对余秀华的离婚要求，他带着委屈对余秀华的母亲说：“她成名了就要离婚，我这20年给人当奴隶啊？”
成名的确给余秀华的计划带来困难。起初，她和父母一样，担心别人骂她出名后就把老公蹬了。那是2015年5月的一天，余秀华在和尹世平剧烈争吵后，无望地哭了一个晚上，最终妥协。在范俭的镜头下，她坐在荷塘边很快写下一首诗：“坐了很久，两块云还没有合拢/天空空出的伤口，从来没有长出新鲜的肉/五月的草，绿出自己的生命，一半在根里，一半在草尖。//风太小，恨倒不下去，爱立不起来/一棵草有怎样的绿，就有怎样的荒，雨淋不进去/风吹不出来//一直到最后，两块云也没有合拢/她站起来，身体里全是骨头断裂的脆响/蝴蝶断下的一只翅膀，从草尖山下滑。”
“一开始她对周遭的压力是妥协的态度，后来她决定不妥协了。一定要反抗，把所有东西抛在脑后。”范俭用镜头记录下这种变化。10月，余秀华跑到当地法院起诉离婚。在电话里，她对老公说：“你这个月回来，15万元。下个月回来，10万元。你随便你随便。”她明白用钱可以摆脱这桩婚姻时，一切反而变得简单。
两个月后，两人协议离婚。晚上，母亲一个人躲在院子里哭。余秀华跟出来问：“我离婚是什么丑事还是坏事，你凭什么那么伤心？”母亲过了半晌说：“没见过你那么心硬的。”余秀华说
“我心硬也是你给我的心。你要哭你就哭。”其时，母亲已经被查出癌症晚期，纪录片拍摄完成后不久，便离开了人世。
那一场景让不少人难以释怀，影片的发行总策划之一秦晓宇，曾在点映后的活动上问她，事后有没有给母亲道歉？余秀华再次怼了回去：你为什么认为我应该向母亲道歉？我做错了吗？面对我提出的同样的问题，余秀华说：“我心肠硬不硬，她都会死。哄她开心，就是别和我老公吵架。别的事可以，这件事我做不到。”
让余秀华多少有点郁闷的是，影片播出后，自己成了一个离婚的榜样。还真有人向她借钱：秀华，我也想离婚，但是我没有钱，我得给老公5万块才能离婚。“我是不得已，她为什么？这不是很傻嘛，离婚还要给男人钱，这太傻了。”余秀华很不理解。
婚姻带来的痛苦消失后，还能写出诗吗？余秀华的回答是，宁愿写不出诗来，也要离婚。还有人问她，是否怀念成名之前的时光？余秀华直接怼了回去：你觉得我傻吗？她告诉我，就在几天前还写了一首诗，主题依然关于爱情：“我把石头含进嘴里，跳舞/爱人，我含过水，含过火/含过鸩毒/现在，我把石头含在嘴里/跳舞。”用她的话说：“爱情，是一个我得不到的东西。越是得不到越是渴望。”
张扬和孤独
一起变化的，还有余秀华的村庄。2016年初，横店村开始搞新农村建设，政府给这个有300多户村民的村子，盖起一排排二层小楼，每户交9万元后，由自己装修再住进去。新农村就选址在余秀华家附近。考虑到她已是个名人，政府特地保留了余秀华家的老房子，但麦地被征了，荷塘也被填平了。某种程度上，她诗歌中那些美好的意象和景致大半消失。谈起家乡，余秀华的口吻是，那里曾经是一个很美、待着很舒服的地方。新的苦恼是，她每天要拖新房子的地板砖，烦死了。
尽管为横店村写了很多诗歌，但余秀华与村民的交往一向很少。范俭告诉我，成名之前，她几乎一半时间都宅在家里上网。2009年学会上网后，她的朋友都是通过网络结识的，她喜欢的人也都在外边，村庄只是她生活的一个地方。也正因为如此，片子几乎没有处理她与村人的关系，基本聚焦在她的家庭之中。对此，余秀华说：“范俭拍得比我平时还要开放一点，我平时在家有东西吃基本不下楼，我不和任何人交流。我觉得和他们（村民）交流毫无必要，为什么和你交流？为什么让你知道我的想法？村里人的想法我都知道，多数人的想法，就是想把日子过好一点，然后生活简单一点，就是这样。”
“多年来，我想逃离故乡，背叛这个名叫横店的村庄/但是命运一次次将我留下，守一栋破屋，老迈的父母/和慢慢成人的儿子/而儿子仿佛一个慢慢走近的客人，慢慢染上了我的体味。”在2014年的一首诗中，余秀华谈到自己的儿子。在她眼里，已经读到“大三”的儿子很高冷，不发朋友圈，从不主动联系任何人，别人找他，OK，我回你一下。这种内在气质多少有点像余秀华，对母亲成名后的热闹，他从不掺和，正因如此，片中并没有他的片段。有时候，想起有阵子没联系儿子，余秀华会在微信上和他聊上几句，但尽量不去影响他：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生活。
更多由于性格原因，余秀华也很少在父母面前吐露感情。“我怎么可能当着她（母亲）哭？我都是嘻嘻哈哈的，永远那样。无论在外面受了多大伤害，他们不可能知道，我不会讲，我不会哭。喜不报，忧也不报，我觉得没有必要，不需要他们的理解。”余秀华说，和父亲在一起，更多聊的是家常，今天吃什么明天吃什么。
成名之后，村里人见了面总会开点善意的玩笑：呀，名人回来了！名人又要出去了！苦了一辈子的父母，看到女儿出息，有时也会高兴过了头。父亲有段时间很高兴：“哎呀我姑娘出名了！”有时候村里人遇到问题，他会忍不住说：“我认识很多记者，这个事我帮你搞定啦！”余秀华认为父亲搞不清楚状况：“爸，你吹什么牛，记者没有一个靠得住的。他来找你的时候是他需要你，你找他的时候他才不理你呢。”说完她回过头来调侃道：“真是的，我不相信你们这些破记者。你们都是工作需要。”
外界的认可固然让余秀华更有自信，可在范俭看来，重要的变化在她的观念深处。两年多来，与各色人等的接触及大量信息碰撞中，余秀华有时会让他觉得吃惊。前段时间在上海的一次采访中，余秀华忽然谈起对“道德”的思考：“我觉得道德不是先天的，是社会阶级发展的一个产物：是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欺骗。我更相信人性的自觉，人性的自觉就包括了两性关系的自觉。”“我说你哪来的这些想法，你最近读了什么书吗？她说没读啊，她就是这样想的。”范俭一琢磨，道德有时候的确是那么回事。
2015年初，在北大举办的一次活动上，一个年轻的学生问她：你是如何接受自己的，如何做一个幸福的女人？余秀华当时的回答是：应该说，到目前为止，我也没有完全接受自己。对于怎样做一个幸福的女人，我没有什么经验。而在采访中，余秀华对我谈起传统问题时，她却说：“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这是理想主义，你分得开吗？不可能，要么都留下来，要么都舍弃。”某种程度上，她开始想得更清楚，也试图接纳自己，无论是好的还是不好的一面。
“现在的她和2015年的她又有些不同。现在的她性格更张扬一些，反正她的性格一直都是张扬的，现在更张扬。她一直喜欢开身边人的玩笑，太多了。我也习惯了，我们俩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就进入互掐模式。她的性格越来越强烈，但那种孤独的东西也越来越强烈。孤独是永恒的，没法克服的。尤其是对一个诗人来说，那种想法你没有办法和人分享。她面对人群的时候和面对自己的时候是不一样的。你看她现在嘻嘻哈哈，打情骂俏，其实这是她跟世界相处的方式，用来消解内心很痛苦的东西。”范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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