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票

接触支票，是在十六年前我到香港之后的事了。 在香港的商业生活中，每日  都有可能几十遍地接触支票，小到十几元，大到上一百万元，而银行职员遵循的是同一套严格的核对程序——一字不合立即退票，  反之，再大的金额也将从你的账户中扣除，绝不容许事后的商榷与反悔。

在父亲的生意由我全盘接手后，慎重了一生的他仍别出心裁地保留了支票的签字及修改权。这明显构成了对我自尊心的伤害，但他似乎全然觉察不到，没有解释，更不用说有歉意了，有的倒是背地里向我母亲说的那么一句评论：“这是生意，不是写诗，形象思维可要不得！”

某日，在文件堆间埋头工作了一天的我抵家时，突然记起已有三日没有核对过已开出的支票的存根。令我全身血液冻结的正是这一次的核对：一张五万的支票由于会计多填了一个零，英文便也跟着写错，而最致命的是我竟在匆忙间签上了自己的大名！

我奔进客厅，向银行拨去电话，居然忘了当天的办公时间早已过了。当我搁上彼端无人接听的话筒时，瞥见父亲正在客厅的另一角坐着看报，显然，他对此事还一无所知——他当然不会知道，至少在月底银行结单还没寄达前。

第二天一大早，银行还没开门的时候，我已经在那儿守候了。

“经理先生，”目标在我视野中一出现，我就迎了上去，“我开错了一张五万元的支票。”

“什么时候的事？”

“三……三天前。”

对方的眼中露出一丝惊奇：“您是了解的，吴先生，我们可能已经无能为力了。”

“是的。”我颓然地低下头去。

“不过，我还是可以给一份付款的影本。我让总行这就电传过来，您先请坐。”但当他边读着电传，边重回经理室时，我听见的是他迟疑的自言自语：“好像没错，好像……”我腾地站起身来，一把抢过电传纸。这是一份与我签署的那份完全不同的支票影本，金额栏中明明白白地写着五万。当我见票底处的那行刚毅的签字时，一切便都水落石出了。

我抓着电传纸，一路跑回家去，在逼近家门时，脚步反而放慢了。我装成若无其事地扭开大门锁把，父亲仍坐在客厅的一角，读着他的报、喝着他的茶。

“爸爸。”我说，“早上好！”

“早上好。”他连头也没抬一抬，但就在这连眼神都不曾交锋的瞬间，我们已和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