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中旬的午后，秦巴山区深处，稍稍有点闷热。54岁的周秀抱着睡眼迷糊的孙女，搬了张小板凳，坐在家门口歇息。眼前，是重重的大山；身后，是低矮的土砖瓦房。
“一天从早忙到晚，操不尽的心。”周秀对财新记者说。她和丈夫育有二子一女，54岁的丈夫在西安建筑工地上千活，大儿子和儿媳妇、二儿子也都出去打工了。她留守家中，只有刚满1岁的小孙女作伴。她和孙女的生活费，几乎全靠丈夫，儿子“啥都没给，啥都没弄，自己一吃一喝就没有了”。
她长期失眠，每天睡眠时间不到三小时。这段日子，身体特别疲乏，白天孙女不分时间段地哭闹，她只能抽空做饭、做家务；好不容易支撑到晚上，孙女睡了，她头疼得睡不着。烦心事涌上心头：二儿子年近而立之年还未成婚；左邻右舍纷纷住进了新砌的水泥房，自家的房子还是老旧的……“越想越烦，到半夜终于困乏，娃开始闹，又没法睡了。”第二天，又周而复始。
“这样的生活有快乐吗？”财新记者问。
“不快乐，不是在为自己活着。”周秀说。
她曾听村里人说起过，城里有一种“富贵病”叫“忧郁症”。她对比自己：严重失眠，情绪低落，没有兴趣，悲观绝望，身体疲乏，力不从心……担心自己是不是也“抑郁”了。
但她排斥求医。她不相信本地的卫生院，觉得看了没用，大医院一个人也去不了。她的情况，没告诉家里人，“干嘛给娃添负担。
她告诉财新记者，村里留守的中老年妇女们，处境大多如此，担忧自己“老无所养”。儿子、儿媳在外挣钱，却不补贴家用，生了小孩就扔给爸妈。
“我好像从来没有过过好日子。”周秀回忆起结婚时一穷二白，总算边种田边把娃拉扯大，轻松的日子依然遥不可及。和财新记者聊天时，她时常叹气，“现在是格外的苦，房子盖
不了，还要把家看好。”
周秀并非孤例0 2016年4月，农村教育行动计划( RuralEducation Action Program，由北京大学、美国斯坦福大学等多家机构联合发起，下称REAP）发起了一项测试，使用国际通用的DASS-21抑郁、焦虑和压力测评量表（下称DASS-21量表），在秦巴山区七个国家级贫困县42个镇区下辖的42个村，展开农村养育人抑郁问题调研。团队对孩子年龄在6个-24个月之间的农村家庭展开一对一入户访谈，收集了1062个养育人抑郁倾向的基线数据。
这里的“养育人”，指的是孩子的监护人或者实际照养人。在农村，承担孩子主要“养育人”角色的，绝大多数是孩子的妈妈或者奶奶、外婆o REAP测试的九成有效样本为女性。其中，约六成妈妈是丈夫不在的留守妇女，还有约四成妈妈，丈夫在本地居住，或在周边乡镇打工，可以时常回家，她们留守家中，照顾孩子。
测试显示，24.5％的农村婴幼儿养育人有轻度或更高的抑郁倾向。其中，10.7％较轻，11.1％是中等，1.80/0较为严重，0.9％是超重。
受访的708位母亲中，年龄范围为1 6岁一50岁，平均年龄28岁，有抑郁倾向的占比为21.8%；受访的268位奶奶（外婆）中，年龄段为33岁一88岁，平均年龄54岁，有抑郁倾向的占33.2%。作为养育人，奶奶的抑郁倾向比母亲更严重。
REAP的调查，揭开了被高歌猛进的城镇化掩埋的乡村心灵苦痛的一角。
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北京大学等机构团队2015年调研成果，在陕西、贵州等地使用祖恩氏抑郁症自我评定等级表！更多精彩内容尽在财新周刊在线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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