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触碰了我

原以为再见到刘峰会认不出他来。二十岁他就那样,跟你多熟你扭头就想不起他长什么样。倒不如丑陋,丑陋可以是Logo,丑到一定程度,还惊世骇俗。而他不丑,假如由丑至美分为十个刻度,他的相貌该是五度。穿军装戴军帽的他,可以往美再移一度。尤其穿我们演出的军装,剪裁考究,面料也好,那种羊毛化纤混纺,特挺括。他的相貌没有问题,问题就在于没有问题。因此不管我们曾经如何在一个队列里出操,在一个练功房里踢腿下腰,在同一个饭堂里吃“菜脑壳炒肉片”,在同一幢红楼里说谎话、搬是非,总之,不管我们曾经怎样紧密相处,在一起糟蹋青春,都休想记住他长什么样。可是在王府井大街上,脸庞的海里,我的视线瞬刻就把他钓出水面。而且还是侧面的他。我想叫他,又想,还是等等。

他叫刘峰。假如把对刘峰的形象的描写做一个填空表格,其实也办得到——脸型:圆脸。眉眼:浓眉,单眼皮。鼻子:圆鼻头,鼻梁端正。肤色:细腻白净。个头儿:一米六九。我们都是从五湖四海给挑来上舞台的,三十多年前,从我们那座红楼里出来的,都是军版才子佳人,找不出一张面孔一副身材让你不忍目睹。

曾经作为我们营房的红楼,二十世纪末被夷平了,让一条宽大的马路碾到了地下。红楼那四十八个大小房间里,刘峰留下的痕迹也都被碾为尘土:他补过的墙壁或天花板,他堵过的耗子洞,他钉过的门鼻儿,他拆换过的被白蚁蛀烂的地板条……三十多年前的红楼就高寿了,年近古稀,该算危喽,只是它那极慢的颓塌过程被刘峰推迟。刘峰有瓦匠木匠手艺,把一座三层的危楼当成个巨大的裂缝鸡蛋一样小心捧着,让我们在“钉子户”概念诞生之前无意间做了钉子户。我们无忧无虑地住在危楼里,一住十多年,只是在红楼的腐朽加剧、颓塌提速时异口同声呼喊:“谁去找刘峰?”那种颓塌的突然提速往往表现为某一面墙一夜间龟裂,或芭蕉扇大小的石灰没来由地从天花板脱落,碰到这种时候,我们就这一个好法子:“找刘峰!”

王府井有,一群人正在乞讨。一个六七岁的男孩儿丢下一个五角硬币,他们也一视同仁地立正,把孩子当成小首长,嘎嘣脆地行一个标准军礼。我有点儿看不下去,掉开视线,而就在此刻,我看见刘峰也站在围观人群里,平淡的五官反倒被年岁剥浊得深邃了。他围观的神态可以用去看俩老头儿下棋,也可以用去看老太太们跳秧歌,还可以用去看警察给司机开罚单。

我从刘峰的侧面迂回到他正面。这类平淡脸,庄往不易老,也不易变,跟同龄人比,他的脸至少嫩七八岁。他是因为“触摸事件”被处理下连队的,下连第二年,就上战场了。

一个旅游团的大汽车在长安街一头的路口停下,下来五六十个西方观光客。一队城管跑步过来,开始驱赶围观者,人群乱了。一一个老乞丐看见外国观众来了,领头唱了起来,跟旅游团领队的电喇叭打擂台。等我再次找到好位置站稳,往右侧看,刘峰却不在那儿了。我走出人群,往王府井大街两头寻觅。他不会消失得那么快,除非他存心躲我。我往大街的南头走了一截儿,又转回来往北走,满街陌生人。此刻刘峰一定想让我把他也当个陌生人。

那是三十多年前了。我们的老红楼还是有梦的,多数的梦都美,也都大胆。

红楼的二层三层带长廊,长廊上面张着长长的廊檐。假如你傍晚在三楼走廊上吹黑管或拉提琴练习曲,目光漫游,越过楼下也带廊檐的回廊,再越过回廊尽头的小排练室,绕过小排练室右侧的冬青小道,往往会看到一个挑着俩大水桶的入,此人便是刘峰。水桶是为隔壁巷子里一个男孩儿担的,男孩儿十七岁,没有父母,巷子里的孩子们叫他“括弧”,因为他那双腿站成立正就是一对完好的括弧。孩子们说,要是玩球,可以把括弧的两条腿当球门,球踢过去都不会擦着“门框”。括弧走路靠一个高板凳,先把板凳往前搬一步,自己再扶着板凳跟一步,他自己两条腿,板凳四条腿,二百米的路程六条腿要走一刻钟。每天傍晚,巷口的自来水龙头开锁售水,全巷子居民都到巷口排队买水。一旦括弧买了水回家,六条腿更忙得不亦乐乎,挪了水桶又挪板凳,最后还要挪自己那双括弧腿,一个铁皮桶水装半满,回到家只剩个底儿。括弧不打水不行,家里烧一口老灶,做的是卖开水生意。刘峰每天从我们院子里挑两担水赠送给括弧,领导问起来,刘峰说咱军队的自来水反正免费嘛。领导想想,觉得没错,子弟兵从吃的到穿的都是老百姓白给的,子弟兵请客送老百姓两桶水还请不起?漫说括弧这样孤苦残疾的老百姓。一个暮夏的傍晚,大家在露天走廊上消食望呆,刘峰就在人们无聊的视野里走过来走过去,两个大水桶水装到要满出来,可担水人有能耐让它滴水不漏。吃撑了的长号手高强吹出一声饱嗝儿似的低沉绵长的号音,呆呆看着冬青小道上轻盈远去的矮子叹道:“哎,怎么就累不死他?他叫什么名字?”旁边的贝斯手曾大胜说:“刘——峰。”

我第一次近距离观察刘峰,是他调到我们团的第一个月。那天午饭快要结束,一个人蹲在那儿用榔头敲打地板。地板老到什么程度呢?你在这边使劲蹦一下,那边桌上的菜盆都会翻个儿,起码会打哆嗦。榔头敲的,就是一块翘得不像话的地板。那座老宅院九十多年前的主人是个军阀,给我们当营房住的红楼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是两层楼,住了一大一小两个姨太太,三十年代初,又娶进来一个小小姨太太,当家的就在二楼上又加了一层楼。

东北边都爆发“九一八”了,西南边照样娶姨太太,什么危难下成都人都是享福无罪。知道故事的人细看,三楼的红色跟下面两层楼是有细微差别的。

用同样的红砖,从红楼里铺出一条路,头顶青瓦廊檐,两侧墨绿木柱子,一直通往一个亭子。我们的小排练室是在亭子的基础上扩建的,因此形状古怪,冬冷夏热。再往大门口方向走,就是我们的饭堂,过去是姨太太们的小戏园子,后来抗日了,成都做了大后方,戏台拆了,改成舞厅。这个院子里马夫、老妈子、小丫头的房子都不是好好盖的,到解放军和平解放四川,已经颓败得差不多了,被拆掉盖了两排平房,比老妈子、小丫头的房还简易,新住户们是文工团带家属的干部。最新的建筑是我们的练功房,也叫大排练厅,是六十年代的建筑,一看就是多快好省的产物。这天中午跟往常每个中午一样,我们围着一张张矮桌子,守着空饭碗饭盒消食,闲聊,男兵女兵斗嘴调情,话你怎么听都行,听懂什么是 什么。没人对刘峰正干的活儿感兴趣。我注意到他是因为他穿着两只不同的鞋,右脚穿军队统一发放的战士黑布鞋,式样是老解放区大嫂大娘的设计,左脚穿的是一只肮脏的白色软底练功鞋。后来知道他左腿单腿旋转不灵,一起范儿人就歪,所以他有空儿就练几圈,练功鞋都现成。他榔头敲完,用软底鞋在地板上踩了踩,又用硬底鞋跺了跺,再敲几榔头,才站起身。他站直后,你对他身高的期待有所失望。他是那种人,坐着、蹲着个儿挺大,站起来你会在心里说:没高多少啊。毛病出在腿上,腿不长。不过翻跟头腿长累赘。他就是因为跟头翻得好给团里挑来的,原单位是某野战军的工兵营。刘峰的跟头是童子功。他的苦难童年在一个县级梆子剧团度过,山东的一个穷县,刘峰的话是“有人穷得光腚呢”!不进入那个梆子剧团学翻跟头,他也会有个光腚童年。

我正式跟刘峰打交道,是他调来半年后。我们跟随大部队拉练行军到川西北山区,扎营七天进行军事训练。假如说我们一年一度“扮演”一次真正的军人,也就在这七天。例行的打靶和投弹训练,都是此时完成。“扮演士兵”对我们是玩游戏,可以不练功,可以过枪瘾,可以把压缩饼干当零食,还可以在“摸哨”时当真打架摔跤。射击训练开始前,军训处简副处长选了两个警戒哨兵,站在靶场最外围,防止老乡进入,让子弟兵不长眼的子弹打了活靶子。我和刘峰入选。刘峰是志愿的,他来自野战军,不稀罕打靶,省下过枪瘾的机会给其他人;我是被大家一致推举,因为我射击一般算不出环数,子弹从来碰不着靶子边,大家怕我拖垮集体打靶成绩。

那时我差一个月十三岁,身高一米六一,体重三十八公斤,伫立于一九七二年的川西北隆冬,在军人和老百姓之间筑成一道血肉长城。密集的枪声从下午一点持续到四点,我从站岗到“跳岗”,为了脚不在这三小时内生出冻疮,我不得不把舞蹈课的小跳组合挪用到此时。一排靶子插在一片红苕地里,红苕已经被起过了,黑了的藤子秧子摊得如同烂渔网。舞蹈教员杨老师的大手表戴在我腕子上,我跳三五分钟看一眼,意识到孤单、疲惫和寒冷能使五分钟变成一辈子。四点过五分,枪声完全静下来。打靶应该四点整结束。一只肥嘟嘟的田鼠从我脚边跑过,我目光追着它,不久发现田坎下有厂。个圆润光滑的洞。我想参观一下洞内,便趴下身,用本该警戒四野的高倍望远镜往洞里看,却什么也看不见。我捡了根树枝伸到洞里骚扰,一边学猫叫,不知田鼠跟猫是否敌我关系。此时“啪”的一枪,子弹擦着我头顶的榆树梢过去,吹了一声哑哨。打靶不是结束了吗?半分钟不到,又是“啪”的一枪。我还没想明白,就被人从地上拎起来,扭过头,看见一张白脸,两腮赤红,嘴吐蒸汽。我似乎是认识这张脸的,但因为它被推成如此的大特写而显得陌生。他说话了,口气很冲:“你怎么回事儿?!怎么把老乡放进靶场了?!”山东口音提醒了我,此人正是另一个警戒哨兵刘峰,他另一只手还架着个驼背老太太。老太太显然是在我骚扰田鼠的时候溜进靶场的,似乎挂了彩,哼叽着,顺着刘峰的手往下瘫,最后黑眼球没了,眼皮夹缝里只剩两线灰白。刘峰“大娘大娘”地叫喊,我吓得不省人事了。下一个印象,就是刘峰抱着老太太在我前面飞奔,一面大声说:“太不负责任了!玩儿心那么重,像个当兵的吗?!……”对面山坡上飘着红十字旗帜,刘峰是把老太太往战地救护队抱。我跟在后面,一边跑一边摔跤,两个腮帮上都是泪,是摔出来的或是吓出来的,还是被刘峰骂出来的,现在我想,应该做全选。刘峰和我把老太太送进急救帐篷,正在“扮演”战地救生员的门诊!更多精彩内容尽在小说月报在线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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