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怕蚕食不怕鲸吞，怕局部肢解而不怕囫囵征服。这是中日全面开战前，双方高层有识之士的普遍共识。但在卢沟桥事变之后，掌握军队实际控制权的日本少壮派军人却完全无视这一客观事实，或昧于胜果，或碍于颜面，一再无限地延伸战线，结果愣是把一场预期只针对中国地方势力的短期、局部、肢解之战，打成了一场长期、全面、鲸吞之战。
20世纪30年代的日中关系，实堪称微妙万端。 一方面，是中日双方高层主政者都不想打。在意识形态上，国民政府与日本在反共防苏问题上有高度的一致性。在产业结构上，经济大萧条后的日本亟须资源与市场，刚完成统一的中国则渴求资本、技术和工业品的输入，双方在产业结构和贸易需求上存在高度的互补性。在私人关系上，日本由伊藤博文所创议，于明治末年所实施的亲华战略已经生效，当时由日本培养的一大批中国留学生，此际多已成为中国中央或地方政府的军政首脑（如蒋介石、汪精卫、何应钦、阎锡山），军政两系均亲日气氛浓郁，对日交流亦相当频繁。国民党中央政府渴望与日本和平相处，经济互惠，联合防苏防共。1933年，何应钦在对日协商《塘沽协定》之际，与冈村宁次有这样一段谈话：“日本应该就此罢手了，如果仍继续向中国本土挥兵侵略，则必使中国共产党获益坐大，结果，也必使日本吃个大苦头。”即是这种不想打心态的写照。
但另一方面，则是日本少壮派军官和中国地方势力的各种小动作不断，唯恐打不起来。日本少壮派军官
多出身于农村寒门，他们出道既晚，迄未能分润到甲午、日俄等战争胜利的切身红利，也未能从大正时期的和平发展中得到好处。
蒋百里在《日本人》-书中写道：“当一九一八年左右，一个电车司机每月可得五十元薪水，每年有三次赏金，每次大约五十乃至百元。一位少尉的俸给，不过四十余元，还要扣除种种衣服交际费用。许多暴发户一席小宴会，可以花到千元以上。旅馆酒资，可以随便五百元一给。”曾任日本外相的重光葵亦写道：“经济界的繁荣并不是资本主义顺利发展的结果，而是和当时政权相勾结的财阀势力扩张的结果。大小财阀靠着国家与国民的协力发达起来，又和政党勾结操纵了金融，致使巨大的财富很少使用于一般公共事业上，而是大部分耗赞在私生活方面，或用在博取政治上、社会上的声望以及扩展自己的势力方面。”这两段
文字，即是此际日本基层军人，尤其是少壮军官尴尬社会处境和对社会现状不满的真实写照。
有八百年统治传统的骄傲武士，因为短暂的和平，逐渐沦落为社会的边缘角色，这使他们深刻感受到了社会的侮辱，因此一再暴起一最终，他们胜利了。在少壮派军人频繁的刺杀威胁下，自大正时代以来一直屈从于财阀资本的日本政府，进入20世纪30年代后迅速转变，从反抗军部的若槻、币原政党内阁，到旁观的斋藤、冈田海军内阁，再到屈从军部之意的广田、林内阁，最后彻底变成为虎作伥的近卫内阁。政府逐渐从国家方向的把控者，变成执行军部意志的驯服工具。至广田内阁之后，打不打已由不得政府决断，纯在基层军人之偶然意志了。更多精彩内容尽在国家人文历史在线订阅...
友情提示：文章内容归杂志社及原创作者所有，杂志导读是为了更好的向用户展示期刊精彩内容，让用户了解期刊，订阅期刊，如有涉及版权问题，请立即与我们联系。我们在核实后将在24小时内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