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的胡人
胡人是我国古代中原汉民族对北方和西方异族的通称，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所指范围也有所变化。
先秦典籍中最早出现“胡”，据《周礼·冬宫·考工记》：“粤无镈燕无函、秦无庐、胡无弓车。”东汉人郑玄注释：“此四国者不置是弓也……一胡今匈奴。”由此可知，“汉之匈奴，即先秦时的胡。原本是匈奴的专名。”先秦的肃慎、汉晋的乌恒、鲜卑等民族因地处匈奴的东面，故称之为“东胡”。汉时，政府为了遏制匈奴对中原不断扩张与侵扰，与西域各民族联合抗击，设置了许多官衔，如<汉书·西域传》记载：鄯善置“却胡侯”，疏勒、龟兹、车师后国皆置“击胡侯”等，从当时形势来看，“胡”均指“匈奴”。东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胡人“包括了匈奴体系和斯基泰人等层面”。随着丝绸之路的开拓，西域地区居民的社会风貌进入汉人眼界，人们把西域深目高鼻的居民也称之为“胡”。在新疆考古发现中的一些西域人俑形象，应是先秦时期活动在塔里木盆地周缘的“胡人”的形象体现。如新疆著名康家石门子岩画，除深目高鼻外，其生殖繁衍崇拜、舞蹈图像的内容等都表明他们与斯基泰人关系密切。斯基泰人属古代印欧人种，自然属于“胡人”范围。东晋时期的“五胡十六国”之“五胡”，即指匈奴、氐、鲜卑、羌、羯，范围已由北方逐渐扩大到西部。
粟特胡人的出现及其丝绸之路上的迂徙南北朝隋唐时期，“胡”仍泛指中国西、北方的异族。至隋唐时期，特指粟特人。从人种上来说他们属于伊朗系统的中亚古代民族；从语言上来说，是操印欧语系伊朗语族中的东伊朗语的一支。粟特人的本土位于泽拉夫善河流域，主要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一带，尤以撒马尔罕为中心的康国最大。此外还有曹国、米国等。历史上，粟特人先后臣属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希腊亚力山大帝国、中亚康居国等。不断易主造就了粟特人在特殊地域和环境中，形成了非凡的应变才智和超人的语言天赋。
公元3至8世纪，粟特人沿着传统意义上的陆路丝绸之路大批东移，第一站就是现今新疆各地。北京大学荣新江教授对粟特人东迁的研究表明：从十六国到北朝时期粟特人聚落在塔里木盆地、河西走廊、中原北方和蒙古高原的情况来看，已勾画出了一条所走的丝绸之路：即从西域北道的巴楚、库车、焉耆、高昌、哈密；或是从南道的和田、且末、鄯善进入河西走廊，经敦煌、酒泉、张掖、武威，再东南经固原入长安；或东北至太原 、进幽州（北京）。这表明在十六国到北朝时期，西域地区巴楚等地均为粟特胡人的聚落。他们东迁，不仅是走丝绸之路绿洲道，而且中亚古道漠北草原也是其活动的主要领域。粟特人一面移民，一面和其他大国频繁贸易。其中和突厥汗国的官方贸易十分繁荣。据记载，突厥汗国的官方贸易使团往往一年中多达五六批次，从中大多都有粟特人的协助和推动。商业的发展推动了货币流通和货币制造业的发展。在现撒马尔罕的潘季肯特遗址中发现了中国公元571年铸造的铜钱；而我国西域地区也发现了突厥汗国时期拜占庭金币，都表明粟特人为货币经济的发做展出了积极贡献。
粟特胡人装饰艺术
粟特人古老的文化根系与欧亚草原的游牧民族，尤其是月氏人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他们有着特殊的审美情趣和爱好，尤其是对联珠纹饰的喜至：联珠纹是一种以圆珠图像连续排布为环圈形成独立单元空间，空间内填充人物或动物图像的装饰工支：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古墓发现的纺织物上，分别发现了联珠纹圈内织制猪头纹、对马纹等图案。人们猜测这些图案可能是中原丝绸织匠把能代表审美情趣和精神归属的图案以中原汉文化的艺进行加工和制作，体现当时东西文化交流中不同文化的包容和尊重。联珠纹最早出现在公元前西方货币上，以连续排布成环圈的形式，围绕钱币上的人头像。这种做法延续到波斯的安息时代，至萨珊王朝发展成熟。织物上的联珠纹虽首创于波斯，但在传播中图案不断发生变化。河间地区的粟特人借鉴了萨珊王朝的样式，在中亚粟特城邦遗址的壁画中，以翼马、含缓鸟等为主纹的联珠纹都可找到。北朝末，伴随着推崇胡化的倾向，以粟特文化为代表的西方事物风靡朝野，与其相关的粟特纹样也被引人中原图案体系。精湛的制作工艺和自然优雅的图像表现风格，透露出粟特人高尚的艺术修养，也透露出粟特本土文化与周边文化的交融及其在丝路文化交流中所发挥的独特作用。
粟特胡人对丝绸之路宗教文化传播的作用由于粟特人处于文化交汇的中心，形成了本土宗教信仰“种类多样、丰富多彩”的局面。粟特人在各个历史阶段，曾接受过来自琐罗亚斯德教、斯脱里教（唐代称为景教）、摩尼教以及后来的伊斯兰教，还有来自南亚次大陆的佛教和北部草原地带萨满教。但主宰其信仰生活的主要还是琐罗亚斯德教，中国称其为拜火教或袄教。
《吐鲁番晋——唐墓葬出土文书概述》曾提出吐鲁番文书中的丁谷天、胡天指的都是袄教祠。高昌等地数量众多的粟特移民群体的存在不可能不将其宗教信仰带入移居地，但所举行的宗教仪式活动的形式等，可能会受周边文化环境的影响有所变化。比如高昌地区发现的五胡十六国时期流行的“木代人’’现象，与中原汉族的方术有关。但吐鲁番地区出土九枚“代人”木牌，正面是汉文，背面以粟特字母拼写古代突厥语kisi，经专家翻译大意为“人、仆人或妻子”。这种现象是否表明移居高昌地区的粟特胡人，在宗教信仰的某些形式上也有所变化。粟特胡人对其他宗教文化的传播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据冯·佳班著《高昌回鹘王国的生活》记叙：“在敦煌以西，万里长城最西头的要塞，发现了粟特人的语言文字，估计属于公元4世纪。突厥、回鹘最早皆使用粟特文、重用粟特人。回鹘人早期信奉摩尼教为国教，东方教区主教大抵是粟特人。他们信仰摩尼教、景教和佛教，突厥人从粟特人那里得到了所谓‘粟特’字和‘回鹘’字，回鹘佛教中的基本术语不是梵文，而是粟特文。”在新疆楼兰、和田及吐鲁番发现的粟特文书等都说明粟特文在西域多元文化交往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作为隋唐时活跃在丝绸之路上的商业民族，粟特胡人不仅从事着贩运和买卖交流活动，极大丰富了东西方各民族的物质文化生活，这种交流活动也对当地文化产生强烈影响。可以说，粟特胡人在世界历史的发展史中，作为沟通东西方文明交流的使者，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更多精彩内容订阅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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