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是中国历史上政治最为黑暗的时代，前后十多位皇帝，除了太祖、永乐、宣宗、仁宗少数几位外，大多是头上长疮、脚下流脓的混蛋、白痴、无赖加恶棍的货色，即便是洪武皇帝与永乐天子，在承认他们有能力有魅力的同时，我们对其暴虐凶残、草菅人命、刻薄寡恩的人品德行也很难以苟同。一句话：明代是一个历史上很“奇葩”的朝代！
在今天看来，人们摊上这样的遭遇，真是可谓命运上的大不幸，而这样的皇朝称“大明”，真是一种讽刺，“大明”其实正确的解读应该是“大暗”。金庸先生曾说过，明朝的皇帝没有几个成器的，清朝皇帝中随便挑出几个，都要比明朝那帮废物皇帝强得多（参见《碧血剑》附录《袁崇焕传》）。客观地说，这话说得丝毫没有错。
与明代前期相比，明代后期的政治更是每况愈下，断崖式下坠，越来越走向漆黑的深渊，与之相伴生的是党争激烈、倾轧无已；阉党、浙党、闽党、齐党、东林党冲突迭生，生死相搏；红丸案、移宫案、梃击案纷至沓来，冤冤相报。这种险恶的政治环境使得不少功臣名将举步维艰，动辄得咎，稍有一个疏忽，陷足于其中，则往往葬送自己的政治前程，甚至搭上自己的身家性命，使自己成为某一政治人物或政治势力的牺牲品。当时著名将领、抗（后）金英雄熊廷弼的遭遇，就相当典型地反映了这一现象。
熊廷弼是明代万历 年与天启年间镇守辽东的明军主帅。明朝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他出任辽东经略，所接过的是一副残破不堪的烂摊子。当时明军与后金军之间战略会战——萨尔浒之战刚刚落下帷幕。在这场决定了辽东战略主动权归属的战事中，后金统帅努尔哈赤充分发挥八旗精骑机动性强、冲杀力大的优势，实施“任你几路来，我只一路去”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作战指导原则，分合变化，灵活机宜，迅捷迂回，大创聚歼，在短短数日内，先后大破各路明军，歼敌二十余万人。明军遭受了无法形容的惨败，骁将杜松、刘綎等人皆成了后金铁骑的刀下之鬼，命赴黄泉。
从此之后，明军畏后金铁骑如虎，称得上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望风披靡、肝胆俱裂”。明朝关外之地大多丢弃，战场主动权彻底易手，后金兵锋直指山海关。熊廷弼在这个时候到达辽东地区收拾残局，不啻是“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委实太不容易了！所谓“大厦将倾，非独木所能维系”！
《吴子·论将》有云：“夫总文武者，军之冬也。兼刚柔者，兵之事也。”熊廷弼不愧为深富韬略、资兼文武的统帅之才。他抵辽东前线后，即根据明军新历毁灭性约萨尔浒之战惨败、后金贵族进攻势头正盛、锐不可当的实际情况，制定正确的战略方针，以时间换空间，采取积极防御之策，练兵守城，招抚难民，整肃军纪，修缮器械，作好持久作战的充分准备，从而迅速稳定了局势，缓解了明军上下普遍的畏敌怯战心理。后金方面观察到熊廷弼整军经武有方，明军实力有所重振，无机可趁，就不敢贸然地发动进攻。整个辽东战场的局面遂出现了比较大的转折，至少得以暂时的稳定，没有走向进一步的恶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熊廷弼称得上是明廷的大功臣，身系辽东战场安危得失的中流砥柱。
可就是这样的一位大功臣，到头来还是成了黑暗政治的牺牲品。明熹宗登基后，一味宠信大宦官魏忠贤，使得嘉靖、万历以来的黑暗政治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阉宦势力牢牢地控制了整个朝廷的军政大权。朝廷中的官员们猥琐卑鄙．大多都主动投靠或被动依附于魏忠贤等阉竖，他们彼此之间又结党营私，互相攻讦，倾轧不已，把朝廷政治闹得一团乌烟瘴气。
在当时，唯有东林党比较清正刚直，他们以前辈于忠肃公的品德情操相勉励，“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全不惜，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咏石灰》）以“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姿态积极参与现实政治，与魏忠贤为代表的腐朽势力展开坚决的斗争，成为整顿士风、挽救时局的唯一希望。
然而，由于顾宪成等东林党人并不掌握朝中实权，加之他们中间不少人志大才疏、眼高手低，甚至固执偏颇、党同伐异等原因，他们的最大作为也仅仅是清流议政，针砭时局而已，所以并不能真正改变现状，反而往往因忤逆阉宦势力而遭到无情打击、残酷迫害。很显然，他们“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过零丁洋》诗句）这一点倒是多少做到了，可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杜甫诗句）的理想实现却是门都没有。
熊廷弼不仅军事才能出众，而且在政治上也不乏良知，怀有正义感。他十分痛；更多精彩内容订阅文史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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