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是人类历史上使用最早的金属之一，自然界的铜呈红色，所以又称红铜，亦称纯铜。自然界的天然纯铜，可以直接锤打成器。我们的祖先早在六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就制造出一些如刀、锯、锥之类的小件工具，随着生活的实践，人们发现在红铜中加入少量的锡或铅，制造的工具更加锋利坚硬，这种铜人们称之为青铜。青铜具有硬度高、熔点低、宜于铸造且耐腐蚀的特点，出现后很快取代了纯铜。青铜的发明是一个划时代的创造，我国古文献中常称商周时代的青铜为金或吉金，吉金就是指精纯美好的青铜。
青铜器坚硬冷峻的质感，深沉的色泽，狞厉的纹饰，散发着神秘的气息。夏商周青铜器以其质朴的纹饰、雄伟的造型、丰富的铭文著称于世。青铜时代经夏、商、西周和春秋时代，大约经历了1600年左右，出土器物以大量精美的祭祀祖先的青铜礼器及大批形式多样的兵器为主，涵盖了《左传》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祭器”和“戎器”。
司马迁曾说，“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作为夏、商、周三代的王都，洛阳是中国最早进入青铜时代的地区之一。在洛阳的考古发现中，青铜器占了很大的比重。先民们不但能铸造简单的生产工具如刀、锥、镞之属，而且还铸造出了青铜武器戈、钺及装饰品。夏代青铜器虽然发现和流传数量很少，但已铸造了一定数量的青铜容器，这是夏代青铜器的突出成就，如爵、斝、鼎等。这些青铜器集中出土在洛阳偃师二里头村，其他地区则极为罕见。夏代青铜器以伊洛流域为中心，三足器异常发达，如青铜酒器爵，出土器已有七八件。造型相对固定，形体小巧且单薄，束腰平底，三细锥足，有狭长的槽形或管形流，有的在靠近流折处有二短柱，有的腹部有弦纹和乳钉纹，有的则是陶器的式样。1975年二里头四角楼出土的乳钉纹铜爵高22.5、流至尾共长31.5厘米，朴素、小巧，是中国目前发现青铜容器中时间最早、最精美的一件。二里头的斝，是一种器壁很薄，三足中空与腹腔相通的三足酒器，体修长，通体光素。二里头的岙（图三），酒具，封口上有管状流，一侧有錾，三空锥足。在二里头出土的方格纹铜鼎（图四）是唯一的一件食器，口微敛，折沿，尖唇，双环形小立耳、深腹，平底，三锥足，腹部饰阳线斜方格纹。二里头的三足爵可在同时期陶器中找到相同者，器壁一般较薄，铸制粗糙，由于仿陶而作，缺乏以后金属器皿造型挺拔、坚硬的外表。爵采用内外范多次分型铸造，比之以前单范或简单的复合范铸器在技术上是一次飞跃，进了青铜铸造的发展。由于夏代铜器已是酒器、食器的基本形态和组合，为商代青铜器以酒器为中心的青铜繁荣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二里头夏文化中还出土有镶嵌绿松石铜器，近年还发现制作绿松石的作坊，说明夏代已有成熟的镶嵌技术，如青铜戈、圆形铜器及兽面纹牌饰。镶嵌绿松石兽面纹牌饰（图五），1984年秋偃师二里头遗址17号墓出土，长16.5、宽8.1厘米，盾牌形，两侧各有二环形钮，面微微突起。牌是先铸好一个具有双目的兽面形框架，然后再以数百块大小不一、不甚规整的长方形绿松石粘嵌而成，兽面正中则以较宽大的长方形松石粘嵌（竖条）作兽面鼻梁，古朴、凝重。该遗址出土的另一件牌饰是将绿松石镶嵌在已铸造好的镂孔框架上，其粘接技术相当高超。
商代是中国青铜器发展成熟时期，青铜器分布区域相当广泛，如长江流域、渭河流域的关中西部，甘肃东部等。商代前期青铜器在形制和组合方面较夏代有相当大的发展，种类增加，出现了方鼎、鬲、尊、卣、壶等青铜礼器，兵器、工具中出现了矛、钺、铲等。已经能够采用多范、分铸、多次分铸等铸造手法，铸造高度达1米、重86.4千克的大型铜鼎，表明商代早期青铜铸造已相当成熟。这一时期青铜器普遍出现了纹样装饰，单位纹样的线条密度和结构也有较大的提高。尤以双突目兽面纹异常突出，宋代人认为它是一种贪食的怪兽，有首无身，称为饕餮。此外，还有联珠纹、圆涡纹、乳钉纹、云雷纹等，其纹样的突出特点是线条简洁粗犷，没有地纹。
商代晚期青铜器的铸造已达到了相当的水平，是中国青铜文化的高潮时期。这一时期的青铜器不仅出土数量大，器型高大，器壁厚重，而且品种繁多。如：工具、武器、食器、酒器、乐器、车马器、建筑构件、仪仗与宗教制品、生活杂器等。在装饰艺术方面，纹样繁缛华丽，铸造精工，主要以各种动物纹和想像的动物头部作为纹样，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形成了夸张而又神秘、肃穆的风格，古代青铜器具代表性的器物几乎均集中在这一时期。商代晚期的酒器是商代青铜器的主体部分，各种用途的酒器相当齐备，并出现了大型酒器，这与商人盛行饮酒密切相关。1964年洛阳北窑西周墓出土的母鼓方罍（图六）是一件代表性的酒具，高50.3厘米，重22千克。器形高大、凝重，结构复杂，纹样繁缛。其盖做成四坡屋顶状，顶上有握手，肩上有双兽耳衔环，通体满布纹样。更多精彩内容订阅文物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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