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海军军事学院的一名副教授最近发表了一篇有关重新审视“第三次抵消”战略和国防创新的文章，对于前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提出的“第三次抵消”战略以及他领导的国防创新提出了一些正面的和负面的看法。
文章说，美国前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曾经推行“第三次抵消”战略，并领导国防部与硅谷建立了非常亲密的关系。对于曾经是斯坦福大学的物理学家和教授的卡特来说，这种关系相当合理。从最初的以硅谷为基地的试验性国防创新机构( DIUx)到国防创新咨询委员会，卡特实施“第三次抵消”战略的创新计划都源自硅谷，创新机构都采用了来自这个加利福尼亚北部技术中心的组织、技术和文化实践。一些人相信加强首创精神和来自硅谷的文化实践以及照搬硅谷的经验教训能够带来更好的国防创新，这也似乎是引人注目的推理，因为硅谷领导了世界的创新，尤其是技术创新，同时吸引了大量非凡的人才。
然而，在国防创新和硅谷的创新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因此国防创新照搬硅谷模式是不适当的，至少是不完善的。正如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在评估“第三次抵消”战 略的后续项目时所说，该是寻求更好的方法来把商业创新方式用于国防创新的时候了。
在国防部与硅谷建立亲密关系2年之后，该是审视这种关系的时候了。
文章认为，硅谷虽然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但是其创新模式也有着值得关注的消极面。
首先，硅谷企业的失败是相当普遍的，新兴企业中估计有90%都失败了，只有1%成了10亿美元规模的公司，也就是人们经常所认为的硅谷成功的例子。进一步说，持批评态度的人士担心硅谷的创新模式是难以复制的，特别是对于政府企业和力求规避风险的组织机构与企业来说更是如此。最后，硅谷的产品链是断裂的，不得不依靠员工和全球外购，与注重起始阶段后的产品创新的组织机构互不相容。
上述批评突显了国防创新和硅谷模式之间存在重大的潜在矛盾。国防组织机构倾向于规避风险，不容失败。同时，孵化创新在硅谷是最好的事情，但在国防创新中不是最佳的模式。至少对于美国的国防组织机构来说，技术开发中的最大挑战并非产生好的概念，而是要将好的概念融入作战整体之中。
DARPA是这方面最成功的例子。国防采购方面的政策专家将这个从技术原型到完全作战能力之间的转变称为“死亡之谷”，遗憾的是硅谷不能提供如何在国防部这样庞大笨重的组织机构中通过创新跨越“死之谷”的途径。
硅谷和国防部之间的最大不同也许在于硅谷最为成功的行业是技术产生者，而国防部的主要目标不是产生技术，而是保证国家安全，就是保卫国土，保护盟友，投送兵力和在冲突中打败敌人。国防部是一个依靠技术而运作的组织机构，但不是主要的技术产生者，因此那种唯一重点关注创造新技术的创新模式无助于解决国防部的创新问题。国防部的创新模式就是不要过多关注创造新技术，而是必须关注与技术提供商的关系，关注赛博脆弱性与技术开发之间的平衡，关注哪些问题在内部解决和哪些问题要外包给原创技术企业。更多精彩内容订阅现代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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