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7年生，陕西商南县人，曾任张学良的贴身侍卫十二年）一九三六年十月至西安事变前，少帅曾三次派我去陕北共区。第一次是秘密送信给红军领导人毛泽东。第二、第三次是给红军送粮食、棉衣、枪械。现在，我就将三次去陕北红区的情况简述如下。
一九三六年十月四日，少帅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当时，只有我们二人在场。少帅问我：“你跟了我十二年，我待你不错吧？”我说：“少帅，快别说这些了，你有什么吩咐，只管讲，我一定尽力效劳o"他又问：“你是陕西人吧？懂不懂陕北话？”我说：“我是陕西人，懂陕北话o"少帅．说：“那好，你给我送一封信到陕北保安去。能不能办到？”当时，延安正在我们的手里，共产党中央驻在保安，即今天的志丹县。我说：“掉脑袋也要完成o"少帅说：“好，我相信你。你今晚准备二下，明天一早出发。记住，一定要亲手把信送到毛泽东手里。事情办好了，回来我给你加一级"我说：“加不加级倒不要紧，能完成任务就心安理得了。”
第二天一早，我化装成个讨饭的，穿一身破破烂烂的棉衣，手拿一把破雨伞，信就藏在伞柄里，柄端再用泥巴糊住。我从西安西门出城，经咸阳、耀县、新平、铜川到洛川，再进入红军防区。
大约走了七天，一共过了七道防线。其中五道是国民党的，两道是红军的。在新平过第一道防线时，我顺利地通过了。在铜川过第二道防线时，检查严格一些。当时，哨兵只注意摸我的身上，‘我将破伞往地上一丢，他们没有注意到伞上。这样，我就应付过去了。在洛川过第五道防线时，那里是我们东北军王以哲的六十七军防守，因是与红军交界的地方，检查更加严格。由于任务重要，我不能说出自己的身份，但还是顺利地通过了。离开东北军防线二十多里，便进入了红军的第一道防线。红军的哨兵检查也很严，他们问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称自己是讨饭的，准备去保安。又走了几十里，到了红军的第二道防线，哨兵又仔细地盘问我。我想，已经离保安不远了，不如直说还安全些，便说：“我是从西安来的，到保安去，有要事要找红军领袖毛泽东o"哨兵马上喊来了一位当官的，大概是个指导员。这位指导员便带了一个班的士兵，护送我到了保安。在一孔窑洞前，这位指导员与门前值勤的哨兵说了几句，值勤的进去喊来了一位红军首长。他问我从哪里来？我说从西安来，张学良副司令有一封信要我亲手交给红军领袖毛泽东。这位红军首长便将我带进窑洞。我进去后，见一位瘦高个子的红军同志正在伏案写字，我说：“你是毛泽东主席吧?”他站起来回答：“本人就是"我敬了一个礼说：
“报告毛主席，张学良副司令要我送一封信给你。”于是，我便从伞柄里将信拿出来交给他。他看了信后，又到隔壁叫来了朱德、周恩来等红军领导人，介绍给我认识。我说：“张副司令还要我带回信回去o"毛主席答应一定回信，并问我吃饭没有，叫人带我到伙房去吃饭。我记得吃的是馒头、稀饭。吃完后，我说要马上赶回西安去。毛主席说他们还开会研究一下，才能写回信，要我住一晚，第二天再回去。这样，我只好住下了。招待我的红军非常热情，还烧水让我洗了个澡。第二天，毛主席他们开完会后，由毛主席亲笔写了一封回信，交我带给张副司令，我又将信藏在伞柄里，离开了保安。我怕在路上出问题，就没走原路，而是由洛川、归县、富县，再由西安东门进城。大约又走了一个星期，回到了少帅身边，把信交
给了少帅。
十二月十二日清晨五时许，正在准备起床之际，忽闻外面有嘈杂声，即出卧室，拟察其究竟。
当询问茶房，谓有军队开入招待所，不知何事。余返身人室，将机密文件，稍行收检，即复出外，由一茶房引导至彼等之卧室暂避。此时部队四出，正在搜索招待所内各住客，并已闻连续之枪声，形势极为紊乱。余初以为系一部分叛兵之所为，待至天色大明，真相明了，当即无问题。但继续探听，发动之叛兵终未离开招待所，而西安市内之枪声亦断续未息，已不似局部之兵变。旋询问茶房，招待所内其他各住客之情形如何，答称大家均被禁于楼下大厅内，惟邵元冲委员负伤甚重，其余无恙，刻仍在搜索中等语。其时天已大明，且念事势至此，非暂避可以了事，乃出至大厅以观究竟。当肘厅内满坐同住之旅客，形状均现焦灼，而率领叛兵之一少年军官，则极现得意之色，口称一切人都已找到了，只少．个陈参谋长，现在好了，不然我的任务就交不了等语。余视其臂章，作西安绥靖公署字样，问其何所属，答系杨主任学兵队，再问其姓名，自称宋文梅。此时蒋百里先生亦问宋，究竟为什么？宋答我们是奉副司令的命令做的，你们老年人哪里知道少年人的烦闷！此时正在疑惑，张、杨是否同谋，又不知临潼是否有变，悬念万状。稍后，有一上尉阶级者前来，接替宋文梅之任务，似对余及朱一民主任特别注意。少顷，守兵送来所谓兵谏的号外，此时大家始明白事件之主谋者，确是张学良、杨虎城二人，便多方打听委座之消息，但亦只知西安、临潼两处，系同时发动，而委座之安否，则不得知。自念“主忧臣辱，主辱臣死”，古有明训。今之长官部属，实即古之君臣，事至今日，惟有拼一死以报委座报国家而已惟颜回有言：“子在，回何敢死？”则在未得委座安否之确息以前，又显然未可以徒死也。
午后，自大厅迁入室内，有张部军官何镜华’来见，问老师尚认识学生乎？余答以想不起来，彼即出示名片，并称曾在庐山受训。余当即询问’委座何在，现在安否？彼称委座已在骊山寻到，身体平安，现住新城大楼。余闻委座安全之讯，于心大慰，惟以杨部官兵在旁监视，又不便于详问。少顷，杨部官兵似有干涉之意，何已觉察，即称一时说话不便，俟有特别消息，再当设法报告。何去后不久，张学良来与余谈话，见面时彼即说对不起，这不是对人的问题，是对事的问题。余当即告张，对人本无问题，余自投身革命，生死早已置之度外，绝无顾虑。至于对事，则试问你此种举动，究将何以善其后？委座身系国家民族之安危，设有差池，又将何以对天下后世？而且现在‘委座状况究竟如何？张答委座安全，绝无问题，．
无论如何，我要负责保护，现已接至新城大楼居住。不过他的脾气太坏，完全不准人家说话。至于我发动此举用意，计有八项主张，业已通电全国，兄等之名亦已列入，稍待即可送来一阅。稍停，又说，我们不要客气，要争要闹，仍同平时一样。余即告张，其他暂时不谈，余要去见委座。张答现在太乱，隔日再说，并随即起立，说要去看招待所其他各位。过后不久，张又来晤，自称此次兵谏，阎先生与李、白、刘湘等均表同情，其他各省，亦有相当联络。余答此等做法，他人必不赞同，阎先生余所深知，尤必断然反对。更多精彩内容订阅读书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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