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时期的李鱓曾从同乡魏凌苍学画山水，效仿元代黄公望；从族嫂王瑗学花卉。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人宫后改学花鸟，师法花鸟画家蒋廷锡，学习五 代徐熙、黄筌工细派。因此，李觯早期作品比较工致，传统技法较多，个人特色尚不明显。《石畔秋英图》作于康五十四年，为李觯早年供职于宫廷期间工细风格的仅有作品。石畔秋菊，修竹陪衬，湖石笔墨取法明人小写意，但双钩设色的五色菊和淡墨写成的竹枝却工丽清妍，与恽寿平常州派画风一脉相承。
然而，年轻的李觯似乎并不满足于既定的模式，常借服务宫廷之便，饱览内府收藏前代经典名作，并认真研习明代吕纪、林良、沈周、徐渭、陈淳的水墨花鸟技法，着手探索建立个人风格。此时，李鱓开始采用明代孙隆、清初恽寿平以彩作画的传统，发挥徐渭、朱耷放纵驰骋的笔墨写意特色，进而尝试设色、水墨结合的表现方法，在用笔上以阔笔放纵的写意为主，又间以轻快的细笔勾勒，画风得以改变。由此，李觯初步形成了小写意花鸟画的风格特征，状物描绘变得更加生动，笔情墨致也更加潇洒，开始跳出了蒋廷锡逸笔写生文雅蕴藉的体貌。正是这种风格追求，使他与宫廷绘画绝缘，康熙五十七年，李鱓所谓抗拒规定题材和体裁的罪名而被解职。
雍正元年（1723年）至乾隆七年(1743三)，是李觯一生生活最坎坷的时期，也是他绘画的大转折时期。他一度重入画院后又离开朝廷，后一度任七品县官又遭罢官，这些不平凡的经历都为李觯绘画风格的最终形成提供了契机。跌宕的生活、感触的丰富和视野的开拓扩展了李觯绘画题材立意的视角，转益多师和精究传统更为他超越前贤自辟蹊径提供了启示。
他曾拜指画大师高其佩为师，由工笔转为粗笔。后来在扬州见到石涛作品，从石涛豪爽奔放的笔法中得到启发，以破笔泼墨作画，风格为之大变，所作写意花卉，用笔更显放纵洒脱，泼墨酣畅淋漓。雍正年间，他越来越疏离了早年心仪的常州派花鸟画作风，由细润秀逸的小写意逐渐向笔酣墨饱的大写意过渡。
《土墙蝶花图》（1727年作，图2）是存世李觯最早的大写意作品，图中一丛紫蝶花长在一堵破败的土墙上，表现了春天将至的农舍景象。用笔粗壮，墨色淋漓，虽不用浓艳之色，然显得厚重粗放，初步显现出李觯在艺术上的探索与追求。
这时，李觯的写意花鸟画依然注意物象的肖似和色墨的互衬与交融，但笔致变得较为潇洒明快，意趣略具雅中带俗之味，题识逐渐显露出追求拙野的趋势。《蔬果花卉图》册1730年）就呈现这种风貌，其以彩色点染，由于注意了立体感，又使用类似破墨的设色技法，极富神韵；而大面积的题诗，半绕蔬果安排几乎占去了画面的三分之一。他有意注重了诗书的成分，发挥诗、书、画三者的有机融合，从而达到互补的效能。
当然，这种大写意作风可以追溯到徐渭的影响，但导致李鱓绘画风格转变的直接原因则是官场失意、卖画谋生所导致的感情变化，以及高其佩、石涛写意画风的熏陶与感染。
《蕉荫鹅梦图>（1 7 3 4年作，）自徐渭旧稿，自题：“ 廿年囊笔走部门，谒取名师沈通存。草绿繁华无用处，临行摹写天池生。雍正甲寅正月，拟天池生1日稿。”虽为模拟，初步显示出奔放的特点，而又不失精致，特别是鹅的细笔勾勒、渲染与芭蕉的大笔横扫，形成鲜明对比，泼墨挥写与工致细润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互为补充。而后，《五松图》（1735年作，）则愈加纵放泼辣，运用破笔也相当老到。长松五株，一挺立，一微曲，二欹侧，一偃卧；布置茂密，枝多盘结，交错生长，用秃笔干墨皴写。松枝采用不同的画法表现，粗细干湿浓淡，极尽变化。《梅竹双清图》(1740年作，)更把文人笔下早已符号化、平面化的题材处理得极尽穿插错落之美，讲求笔致的挥写，注重书法的节奏韵律。更多精彩内容订阅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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