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做过蒋介石高级顾问的陶希圣，是一位北大毕业生。他1922年在北大法科毕业后，先到安徽省立法政专门学校当老师，1924年又到商务印书馆当编辑。
当时，他对自己的待遇颇为不满：“像我这样，北京大学毕业而有教书经历，月薪八十元，用的是三尺长、一尺半宽的小桌子，坐一条硬板凳。桌上的墨水是工友用开水壶式的大壶分注到若干个小磁盂中，一人一磁盂。
若是日本明治大学一类学校毕业回国的人，月薪一百二十元，桌子长到三尺半，宽到二尺，也是硬板凳。如果是日本帝国大学毕业，月薪可到一百五十元，桌子长到四尺，宽到二尺半，藤椅一把。桌上有水晶红蓝墨水瓶，另加一个五格的木架子。若是欧美一般大学毕业回国的留学生，月薪达二百元，桌椅同于日本帝国大学。如果是英国牛津、剑桥，美国耶鲁、哈佛，那就是各部主任，待遇顶了天，月薪二百五十元，桌子上有拉上拉下的盖，除自己坐藤椅外，还有一个硬凳子，给访客坐。”他这段回忆非常形象。1924年的情形和现在差不多：海归比“土鳖”更吃香，而在海归中，名牌大学更吃香。
陶希圣还区分了留日与留美（英）学生待遇的不同。在1924年就注意到这一点，证明陶先生有相当深刻的洞察力。事实上，在20世纪的前30年，留日与留美，虽然都是出国留学，却几乎是两种道路，两种人生。
留美：从幼童到庚款
中国留美幼童指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派留学生。公元1872年到1875年间，由容闳倡议，在曾国藩、李鸿章的支持下，清政府先后派出四批共120名学生赴美国留学。这批学生出洋时的平均年龄只有12岁，现在有些父母在孩子读高中时就送其到国外读书，而留美幼童的年龄比这还要小。他们身穿缎袍、拖着长辫，一上街，就会有一群美国小孩子跟在后面围观，有的还高喊“中国女孩子”，让这些中国幼童非常难堪，有的急得直哭。
根据协议，这些孩子到美国后先是住到房东家里，学习英语和美国生活方式。女主人出于爱怜，常常见面就抱起来亲他们的脸颊，这些幼童个个满脸通红，不知所措。礼拜天房主人带他们去教堂，他们想拒绝又不好张口，只好偷偷地溜走，因为清廷明确规定他们不许信仰基督教。这自然破坏了他们和房主人的友好感情。美国方面对这批少年留学生非常重视，大作家马克•吐温宣称是他们的朋友，而时任美国总统的格兰特也接见了他们。尽管开始的生活非常艰难，这群孩子还是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到1880年，共有50多名幼童进入美国的大学学习，其中22名进入耶鲁大学，8名进入麻省理工学院，3名进入哥伦比亚大学，1名进入哈佛大学。回国后，这批留美幼童后来分散到政界、军界、实业界、知识界等各个领域。在他们中，有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开滦煤矿矿冶工程师吴仰曾、北洋大学校长蔡绍基、清华大学校长唐国安、民初国务总理唐绍仪、清末交通总长梁敦彦，皆为中国近代历史上的知名人物。尽管留美幼童政策很快就终止了，但这却是中国官派留学的开始。当时选拔出来的孩子，大多数都是广东子弟，有一部分来自福建、浙江和江苏的沿海。这些幼童的家庭背景耐人寻味：他们的家人不仅知道外国的存在，也愿意把孩子送出去；而那些家境特别好的家庭，往往不愿意把孩子送到西洋受苦。因此，留美幼童多是沿海普通、甚至贫穷家庭出身，这和后来的留学生颇为不同。
1872年，首次赴美留学的30名幼童在上海轮船招商局门前留影。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了北京，慈禧太后弃都而逃。1901年，李鸿章被迫与各国签订了耻辱的“辛丑条约”，同意向十四国赔偿白银四亿五千万两，分39年付清。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庚子赔款”。1908年，美国国会通过法案，授权罗斯福总统退还中国“庚子赔款”中超出美方实际损失的部分，用这笔钱帮助中国办学，并资助中国学生赴美留学。双方协议，创办清华学堂，且自1909年起，中国每年可向美国派遣100名留学生，这就是后来庚款留美学生的由来。欧洲各国都效仿美国，也拿出一笔款项来资助中国的教育，因此，从1909年开始，中国再一次掀起了留学欧美的潮流。
1909年、1910年和1911年，清廷在北京三次向全国招考庚款留学生。当时对考生的要求除了通晓国文、英文外，还须“身体强健，性情纯正，相貌完全，身家清白”。第一次招考是1909年8月举行的，有630人应考。先是初试，考国文、英文和本国史地，取68人；再复试，分别考物理、化学、博物、代数、几何、三角、外国历史和外国地理诸科。和留美幼童相比，这是非常严格的选拔性考试，就其所考知识面来说，并不亚于现在的高考。招考一共进行了七八天，最后录取了47人，另外加上三名官二代，凑够了50人。第一批庚款留学生中，就有后来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
1910年8月，又举行了第二次招考，这次有400多人应考，最后录取了70人，胡适就在这一批留学生中，他当年考了个第55名。同榜中还有后来的语言学家赵元任、气象学家竺可桢等。到1911年，又招考了第三批、也是最后一批庚款留美学生，一共有63人。后来，清华学堂成立，专门培养赴美留学的预科生，首届毕业生中有金岳霖、侯德榜、叶企孙、杨石先、汤用彤、吴宓等人，后来也都成为各自学科的佼佼者。和留美幼童相比，庚款留学生更为成熟，他们到美国，直接入读一流大学，不少读到了硕士、博士。到1917年，这些人开始大批回国，到北大、清华等大学任教，直接促进了中国高等教育的跨越式发展。到30年代，北大、清华、南开、复旦等大学都有了国际知名度，和这批人的贡献是分不开的。
留日：甲午战争后的狂飙
相比于留美，留日的潮流要晚一些。中国最早正式从国内派遣留日学生又是始于何时呢？现在国内外的研究学者基本认为是1897年，其人物则当属杭州蚕学馆的嵇侃和汪有龄。尽管从1840年开始，中国面对西方列强屡战屡败，但不论是政府还是百姓，只承认中国落后于西方，而不把日本放在眼里。日本自明治维新后，和中国一起成为西方世界的学生，但在1894到1895年的甲午战争中，“蕞尔小国”的日本让自诩为天朝上国的清王朝以完败告终，割地赔款，受尽屈辱。于是留学日本成为一时潮流，去日本的轮船常常爆满。此时的中日交往成为继隋唐之后的又一个鼎盛时期，到1906年，留日学生已近万人。
日本政府对清朝派人留学持开放态度，一方面，这满足了日本人的民族自豪感，另一方面，日本政治精英对中国有着长期的野心，他们认为，如果有大批懂日本的中国人存在，有利于将来日本在中国攫取利益。因此，即使很多留学生在日本卷入政治，呼吁革命，成立政党，日本当局也是睁只眼闭只眼。留学生的增加，还催生了各种语言学校的兴起，很多留学生都是先进一所日语速成学校，然后再转入正规学校就读。
对中国人来说，大规模到日本留学，有两个现实的原因。一是汉语与日语相近，即使不懂日语，到日本也可以生活。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逃亡日本，他一句日语都不会说，但是却可以用笔接受日本记者的采访。二是到日本留学，比到美国便宜很多，只需要从上海买一张船票即可。江浙一带的中产家庭，比如绍兴周树人一家，可以供两个孩子到日本读书；四川乐山的地主家庭，供养一个郭沫若也问题不大。
除了官费之外，甚至有不少人采用自费留学的方式前往日本，逢年过节，还可以买船票回来探亲。相比之下，赴美留学的人就更寂寞，长时间远离家乡，只能刻苦攻读。1909年，日本东京，鲁迅与许寿裳等合影。与在美国的留学生大多数都读到硕士、博士不同，赴日留学的人，往往对学历并不在意。像鲁迅这样，学医学到一半就辍学搞文艺的，相当常见。在日本留学的人，普遍学习时间较短，但是由于人数众多，其中产生了诸如周恩来、董必武、蒋介石、蒋百里等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军政名人，也出现了鲁迅、郭沫若、傅抱石、李叔同等诸多文学巨匠、艺术大师。
政治还是学术？两种道路
从上述名单可以看出，留日与留美，不仅是求学目的地的不同，更是人生道路的不同。留美的学生以从事学术和教育事业的居多，而留日学生，则更喜欢从事政治。在政界、军界，留日出身的名人比例远高于留美生，而留美出身的大学教授、工程师又远多于留日学生。 事实上，留日学生不但日后从政的更多，即使是在读书的时候，大多也已经参与政治了。1911年黄花岗72烈士中，有8人是留日学生。同年云南起义的干部中（以昆明之陆军高级干部为中心），留日生竟达31人之多，其中士官学校毕业的有22人。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家，把日本当做了一个革命基地，对学生的影响很大，甚至连周树人这样的青年，也对制造炸药和暗杀产生过兴趣。
相比之下，赴美留学生更多是在安安静静地读书，他们取得的成绩也更大。以赵元任为例，1910年7月，赵元任参加第二届庚款留学考试，成绩是第2名，同年8月赴美，入康奈尔大学学习数学。除了主课，他还选修物理、音乐。1914年，他获得康奈尔大学理学士学位，但却没有回国，而是继续深造。1915年他考入哈佛大学主修哲学并继续选修音乐，1918年获得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胡适1917年归国，博士论文已经写完，但是没有来得及答辩。赵元任没有像胡适那样热切地投入新文化运动，他老老实实地拿到了博士学位，然后在美国找到一份工作——1919年，赵元任在康乃尔大学物理系任教。1920年他终于回国，到清华大学教授物理、数学和心理学课程。1921年他结婚后又回到美国，到哈佛大学讲授哲学和中文，并且录制推广国语的唱片。1925年他再次回国到清华，除了数学、物理外，还讲授语言学和音乐，成为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可谓文理通吃。后来，赵元任再次到美国，一度担任全美语言学会主席，在学术层面上，他可以做到和同时代美国教授一样出色。相比之下，赴日留学的学生中，就很难找到一个在学术上如此出众的。鲁迅、郭沫若、郁达夫等人，作为作家非常出色，但依赖的其实是母语写作天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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